文/Thomas Schulz，原文刊载于德国网站Spiegel, 翻译由南方都市报提供。

当加速度发展的技术突破与现存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硅谷精英们为了他们的信仰，正努力地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法律限制的技术王国。

坊间流行一种说法，称优步(Uber)的创始人兼CEO崔维斯·卡兰尼克是个“人渣”。他公开侮辱竞争者，在推特上嘲笑消费者，揶揄政治家无能。作为顶级公司的执行官，他怀疑记者都是间谍，吹嘘自己吸引女人上床就像吹个口哨那么简单。当优步的司机因为待遇低而抗议时，他公开预测这些人的工作机会很快就会被机器人取代。

优步(Uber)的创始人兼CEO崔维斯·卡兰尼克

优步颠覆性地推出基于手机应用程序的分享驾车服务，去年12月其公司市值高达41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德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的市值。从旧金山市的总部扩张到全球50个国家的260个城市，他只用了5年时间，每个月都有数个国家的一些城市加入其中。

优步是超级棒的产品，只要在手机上点点就能实现“共享交通”，服务异常简单，技术理念极为聪明，在世界多数地方，使用优步不仅比打的便宜，而且服务更灵活。公司宣布每个月有5万名新司机加入优步。

按理说，对这种规模的公司而言，老板不很“良善”并非最重要的问题，但事情却不那么简单，因为该公司就是老板的镜子：无情、富有侵略性而且绝对有野心。

去年，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禁止优步运作，但该公司还是在波特兰拓展业务。当地交通局的官员出离愤怒：“他们觉得可以公然违反法律吗？真是太夸张了，显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

世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在德国，优步直接违抗法庭令。卡兰尼克认为，法庭令是“小伎俩”，在这场关于绝对优越性的战争中毫无用处。他的野心是优步会成为全球交通服务公司，让所有城市居民无需拥有车辆。

公司将成为运输和移动巨头，他们不仅要运送人，未来还要转移货物，只要手指动动就行了。而且，他们将采用无人自动化驾驶的车辆，这将是成本最低、最理想的状态。

优步绝不是唯一的希望用梦想征服世界的公司，Google、Facebook，苹果和Airbnb，所有数字巨头都抱着类似梦想，还有数不清的小型新兴公司。

他们的目标绝非某一个市场空白，而是整个世界，这个目标背后不是幻想，而是现实计划，协助他们的是经济发展史上特殊的组合“全球化”和“数字化”。

技术进步让过去10年令人吃惊，但一切似乎刚刚开始，技术突破将不会遵循线性规律，更大的进步正以加速度诞生，就好像在一场惊天雪崩之前，现在的一切只是一个滚落的小雪球。

iPhone在7年前才现雏形，今天大家已经忘记7年前的世界是怎样的。无人驾驶汽车10年前还是疯狂的概念，现在人们都接受了。全世界的知识都集中在一张数字化地图上，现实是计算机算法控制了美国股市70%的交易量，这并非疯狂。

数十家公司揣摩着把无人机用于商业或用以运输，或用以获取信息或其他目的。众多设计师和工程师在追逐人工智能，而且不断取得突破。机器已经具备了学习功能，机器人开始有智力，我们正在征服科幻世界。

我们所见证的是一场社会转型，最终没人能置身其外。

唯一能与这场转型相比的，在历史上只有19世纪的工业革命，而这次转型的速度要快得多。就像一百年前从手工制造到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变化完全改变了人类社会一样，这次的数字革命不仅会改变某个行业，而且会改变全世界思考和生活的方式。

100年前的转型是大众推进的，但这一次的转型只是被数百人推进的。

当然，权力精英总是存在的。19世纪是富有的工厂主和石油大亨，如今则是银行家和风险基金经理。这些人一度相信世界就在他们手中，不过他们的时代逐渐接近尾声。

新的全球精英不是在华尔街，而是在硅谷，一条在旧金山市南部长80公里的峡谷，在这里芯片工业起步，在这里计算机时代开始，也是在这里，数字革命的领导者聚集。

他们是Google的创始人佩林，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Facebook的掌舵人扎克伯格，还有很多新贵，像优步的卡兰尼克以及Airbnb的乔·盖比亚；他们是天使基金的投资人，为来来去去的新企业注入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他们后面的支持者是数不清的程序员、计算机专家和工程师，他们随时等候时机用新产品淘汰传统概念。

新权力精英和他们的前任不同，赚钱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不仅要决定我们消费什么，还要决定消费的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不想只控制某个产业，而是想控制经济的全部。他们并非盲目闯进未来，而是有着清晰的计划和意识形态。

事实上，除了宏大的成功的事业外，正是其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显得独一无二。在华尔街，信仰就是赚钱，但是硅谷的信仰更深刻：坚信技术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

渴望重塑世界的硅谷精英们虔诚地相信，技术能为人类创造更好的世界，就好像印度教信徒虔诚地相信火葬一样。

但他们对外界干预并不感兴趣，硅谷精英们不需要依靠政策制定者，他们认为规管都是障碍和窠臼，他们的信念是：“如果传统社会价值，好像隐私和对信息的保护挡了路，那么就发展出新的社会价值好了。”

这场技术的十字军东征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正是那个时代孕育了苹果的乔布斯。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又是自由的，因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哲学，结合了隐秘的嬉皮、锐利的商业敏感以及坚定的资本精神，同时硅谷精英们从不隐藏自己的想法，他们公开说要改变世界，并坚信最近10年世界出现的变化仅仅是一场伟大运动的序幕而已。

他们是否一定会成功呢？今天要想禁止优步的发展，会不会像一个世纪以前阻挠汽车、坚持马车一样愚蠢呢？我们应该在世界掉进数字巨头的垄断前就实行规管，还是安静接受他们带来的更好、更方便的生活？对于技术革命的未来，我们应该害怕，还是应该渴望一种新的繁荣？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硅谷是个男性的世界，只有雅虎的女性执行官是一个例外，事实上，很多新兴企业拒绝雇佣女性，使得女性创新企业家想要实现融资几乎不可能。如果要想重塑世界，这种一边倒的情况可行吗？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未来几年，我们必须对数字未来的框架展开全球辩论，如果政策制定者想要参与进来重塑世界的进程，就必须了解硅谷精英的世界观和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Google的办公室一角

现任Google工程总监雷·库兹威尔既是发明家、又是思想家、创业家，更是一位着名的未来学家。

过去30年，他对未来预测的准确率超过86%。这位天才拥有19个博士学位，是平板扫描仪和文本语音同步仪的发明者，还拥有数十项其他专利。

青年时代结束后，库兹威尔把所有的时间用于思考技术，他对未来的预测是：到2029年的时候电脑就能完成今天人类能做的所有事情，而且效果更好。

Google工程总监雷·库兹威尔

67岁的他好像35岁的年轻人一样灵活而精力充沛，他的身材保持得极好，外形抢眼。他每天要吞下150颗药片，有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酶，还要注射其他健康药物。

他的目标是活到科技能无限延长人类生命的时候。他确信这技术并不遥远，现在包括Google在内的众多数字化公司正跨界到医疗健康领域，致力于让衰老停顿或者攻克癌症。

在硅谷思维中，对技术进步的极端信仰是关键点，从50年前构思第一枚电脑芯片开始，从乔布斯在车库里组装第一台苹果电脑开始，大家都在追求技术进步。

10年前，库兹威尔把自己对技术的信仰总结为一个词：奇点(Singularity)。这个词描绘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在未来的一个时间点，由于人类和机器是如此类似，人类将被突然投射进入下一个文明水平。

这就好像是链式反应，因为有了加速进步的技术推动，突然间原本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所有皆变得可能：智能机器人、寿命的无限延长、3D扫描和打印，他描述这是“数字大爆炸”，之后的世界不是被改变了，而是被重建了。

他说：“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如此快，影响是如此深刻，人类生活会被不可逆转地改变。奇点已经非常靠近，届时人类将超越生物性。”

在硅谷，从最清醒的科学家到最冷血的商人，在心里都有自己版本的“奇点论”，这是一份看不见的宣言，在硅谷的每一个人都相信技术的无限可能性。

库兹威尔一直给出伟大的预言，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1990年，他曾预言在8年后电脑下国际象棋能赢过人类，1997年目标实现了。在只有几十个大学能上网的时候，他曾预言电脑和互联网会彻底改变世界。

他曾说机器人能驾驶汽车，现在机器人已经在驾驶飞机。他的想法曾经被嘲笑，但渐渐地嘲笑声越来越少，越来越低，他说：“我的观点不再极端，越来越多的人能共享这种世界观是很棒的事情。”

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现阶段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在1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进步的发生都是线性的、当地的，但突然间文明的发展变成幂数的、全球的。

库兹威尔解释说：“如果你在线性上走了30步，那么你可能前进了30米，但如果你在幂数上走了30步，那么你可能前进10亿米。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不是浅显易懂的。

但是，如果你跟电脑专家和今天数字科技的巨人谈论这个问题，他们脸上会浮出浅笑，他们对这种疯狂的进步速度完全了然于胸。”

从第一台手提电脑出现到iPhone上市，大概用了20年的时间，但是从iPhone到智能手机之间，所用时间要短得多。预计在未来25年，人们不再需要携带某装置或者电子器械，电脑将变成分子电脑和生物感应器，把我们和周围世界完全编织在一起。

6年前，库兹威尔在加州硅谷心脏地带，在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内成立“奇点大学”，为的就是迎接电脑优于人脑的时代来临。

Google与美国宇航局在这里展开合作，致力培养未来科学家，同时鼓励管理者和企业家跳出线性思维方式。所有学生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能为改变全人类做出什么努力？在7个月的课程结束后，他们都应该具备这样的野心：在10年后成立能辐射10亿人口的公司。

皮特·戴尔蒙迪斯是“奇点大学”的主席，他是医学博士及火箭技术专家，他说：“以前只有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才能在非洲辐射10亿人，但很快这块大陆会有10亿人使用手机，这就是数字时代的特征：每个在线的人都是消费者或者潜在消费者。”

在未来数年，全球会有数十亿人在线，他们买什么，消费什么会完全改变世界，10年后现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40%将不再发挥作用。

塞巴斯蒂安·特伦是德国计算机科学家，也是GoogleX实验室的创始人。过去几年，Google比任何公司都诞生更多象征性新技术，制造更多的危险和争议，它使用无人驾驶汽车绘制地图，开发智能眼镜甚至计划生产智能隐形眼镜，以监控血糖等体征指标。所有这些技术都来自GoogleX实验室。

塞巴斯蒂安·特伦是GoogleX实验室的创始人

特伦毕业于波恩大学，在那里他成为Google创始人佩林的好友。特伦说：“奇点时代已经来临，这不是在下周二早上9点40分会出现，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已经开始的过程。”

他不相信机器会完全取代人类，但认为机器会大面积改变各行业和人类的就业，所以现在就应该思考未来人类如何学习、工作并组织政府。他坚信未来会有众多工作被软件和机器人取代，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特伦从小就对人的大脑和智商有浓厚兴趣，他后来成为机器人专家，今天的他还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领导人，是硅谷的权威。他说：“创造出智能机器人的人，对人类智能始终心存敬意！”

不过，特伦的主要精力近来不是在斯坦福和Google，而是他自己的公司Udacity。Udacity提供大量免费在线课程和考试认证，是历史上最大的在线公开课堂。

长期以来，教育领域被认为免疫于机器人和科技，但特伦想，如何才能改变世界，如何才能让自己发挥最大程度的积极影响？很久以前，他已经确定自己能在20个领域改变多数人生活。

后来，每年他都会重新审定，看自己能发明什么改变现实。他发明领域中第一位是“交通安全”，他说每年有120万人死于驾驶失误，基于此他发明了Google无人车。

现在，还剩下19个领域等待他去研发，首要领域就是教育。他认为，技术的改变是导致今天世界分配不公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社会必须接纳“长期学习和终身教育”的概念，而学习资源应该是廉价同时易于获得的。

教育界的改革向来困难而且缓慢，但特伦认为越是阻力大，改革效果会越好。他说：“我喜欢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硅谷的所有人都想用技术改变世界，却不害怕出错或失败。”

硅谷相信技术进步不可能停止，众人或许会恐惧未来技术创造的世界，但改变世界的人永远不是怀疑者，而是乐观主义者，结果是后者能积累大量财富和权力。

特伦认为硅谷人既傲慢又谦逊，傲慢是因为他们要改变世界，谦逊是因为他们承认还有很多未知。

GoogleX实验室最近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目标是攻克癌症，他们要做的是在最初期发现癌细胞，这样就能通过手术移除。他们尝试发明一些早期诊断系统，例如能每天扫描皮肤癌的淋浴设备，或者是在血液里游走、随时监察癌细胞的纳米机器人。

特伦的教育机构Udacity希望日后每天能培养1000名毕业生，他坚信只有那些不断前进、永不放弃实验的公司才能在未来生存，那些陷进固定商业模式的公司是注定要死亡的。

按照这样的世界观，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注定是创新科技的敌人，因为他们减缓甚至阻挠创新过程，特伦说：“规则用来固化结构，所以我们只能绕行。”

特伦并不认为政治家无能，至少未来仍需要政策制定者，虽然他们努力制定新的法规，但速度太慢同时有很多漏洞。与此同时，硅谷的创新者总是比政治家更快、更聪明、更会钻空子。

所有一切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但法律总是地域性的，两者已不匹配。那么硅谷精英们是否梦想着重塑政府系统？

是的，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他们就会思考怎样让政府更高效、民主。

Paypal的创始人之一彼得·蒂尔是数字世界的主要理论家，他聪明而富有争议，是硅谷的中心人物之一，更是思想领袖，即便在亿万富豪的小圈子里，他也是特殊的。

Paypal的创始人之一彼得·蒂尔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参与创办了Paypal并第一次赚钱，然后他开办投资公司，变得更加富有，他的投资理念跟传统相反，在扎克伯格刚创办自己的公司时，他是第一个投资人，注资50万美金给Facebook换取10%的股权，这一下让他富可敌国。

作为硅谷最着名的风险投资人，现在他为年轻公司投资数亿美元，年轻人信仰他的资金，更信仰他的建议。他是自由主义者，但这跟日常政治没有关系，跟所有硅谷人一样，他不想跟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有任何联系。

这群科技精英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观，与此同时也创造了一种跟他们的目标匹配的政治哲学。他们希望在最大的自治、最少的政府管理下实现繁荣，因此对所有政府机构都持有怀疑态度。事实上，在他们的世界里，政府管制几乎没有空间。

数年前，蒂尔成立一项基金，每年给20多岁、从大学或者学院辍学的年轻人10万到20万美元，让他们创立自己的公司。蒂尔认为，国家的教育机构经常变成成功的障碍。

2009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对自由主义者的教育》的文章，其中写道：“技术和政治在拼死竞争中，这个世界的命运或许取决于一个人建立并宣传一套自由机制，让世界免于资本主义的危害。”

蒂尔也表示，自己并不理解今天世界的注意力为何如此专注于互联网，他认为智能电话、社交网络这些东西的确不错，但人们的思想过于局限，他希望能有真正的“大梦想”诞生，就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追求水底世界和超音速运输那样。

他认为，人类的某些发展应该去数字化，应该更加基础化，如全面进入清洁能源时代或者将沙漠变成肥田。

自由主义在硅谷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机会尝试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规则限制。

有的人提出在国际水域、在豪华游艇上成立顶级公司的办公室；也有人设想在人工岛上建立全新的浮动城市甚至是浮动国家，这些都是完全自由的技术王国，不受任何国家的法律规管。蒂尔已投资50万美元于Seasteading研究所，发展想象中的“科技浮城”。

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着旧金山市和硅谷的每一次嬉皮运动，乔布斯是个代表，苹果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大胡子”沃兹(SteveWozniak)也是。在接受电视访问时沃兹曾说：“反文化运动对我影响深刻，我希望成为革命的一部分。”

硅谷意识形态的最终确定是嬉皮的自由精神和雅皮的企业热情的结合，硅谷也因此成为人类进化历史上的象征性角色。

蒂尔认为技术的垄断是必要的，因为竞争会导致所有公司都没有利润，因此他鼓励新型科技企业尽可能垄断一个领域，而且维持垄断时间越长越好。乔·盖比亚却不赞成垄断，他成立的Airbnb面对世界范围内众多资金强大、管理完善的竞争者（大型连锁酒店集团）。

Airbnb通过应用程序让旅行者找到合适的家庭旅馆，目标是给旅游行业带来革命，挑战传统酒店业。尽管面临激烈竞争，Airbnb却成为数字时代最新的征服者，伴随着所有副作用：传统行业被震动，政治家们愤愤不平。当然面对全球数千万消费者选择自己想要的服务，这些已经不算什么。

Airbnb给旅行者提供舒适廉价的住宿选择，却不是在酒店而是在普通人家，有时候是一个小房间，有的时候是一栋楼，需求是如此强烈，旅游业已因此改写。公司现在提供100万个住宿选择，从巴厘岛的树屋到萨尔布吕的高低床，在“世界杯”期间，巴西足球明星罗纳尔多的家都能被出租，包括家庭影院和桑巴舞舞台。

Airbnb和优步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分享经济”的主要代表和支持者，分享经济让每一个利用自己的财产赚钱。跟优步一样，在全球数不清的城市，Airbnb的进入遇到了阻力，因为其商业模式违反城市法规。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出租车司机，每个业主都能成为旅馆经营者，这对城市管理自然造成压力。优步总是直接冲撞这些法规，而Airbnb经常选择妥协，至少现在是这样。在波特兰市，优步正与市政府打官司，Airbnb则进入联合模式计划。在旧金山市，公司也开始思考税收问题，就像传统的酒店需要交纳营业税收一样，当然创新和规管还是有冲突，但是Airbnb总以冷静、礼貌的方式处理。

跟优步一样，Airbnb就是创始人的镜子。但这并不代表Airbnb没有全球野心。还在学生时代，盖比亚就说他想创造某个“大东西”，某个能影响到数千万、甚至更多人的“大东西”。他是个温和的征服者，或许不会嘲笑竞争对手，但目标是一样的：按自己的设想改变世界。

可是，硅谷精英们的梦想真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吗？怀疑者德夫·艾格斯的小说《圈子》(The Circle) 成为去年争议最大的作品。

艾格斯指出，虽然数字力量帮助很多人实现梦想、给予方便，但最终建造了一个大“监狱”，剥夺个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正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础。他认为，在未来的数字化社会，个体会逐渐消失，甚至不再有政治和国家，所剩的只是数字化公司提供的快乐冲动。

可以预计，政治圈和硅谷之间的冲突会加剧，硅谷想的和做的都是全球性的，想要征服一个又一个市场，而政府要做的是保护人们陷入类似Google这样的全能公司的控制，保护经济活力，保护现有工作机会并制造新的工作机会。

未来社会的确会因为交通事故减少、癌症病人的减少而变得更好，但有一个问题，这是硅谷的乐观精英以及艾格斯这样的悲观怀疑论者都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而且必须有政治回应。

所以人类跟未来的对话还是要由政治领导而不是被技术领导，只有那些有清晰政治理念的人，才能在来来回回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中坚持。

作者：Thomas Schulz，原文刊载于德国网站Spiegel, 翻译由南方都市报提供。